“1949年6月17日一大早在配资炒股，中南海勤政殿里忽然有人轻声嘀咕：‘名字太长，百姓念不顺口。’”警卫听见后，将话转给了毛主席。
那几天，新政协筹备会正紧锣密鼓地讨论临时政府方案。国号，是最棘手的一环。会议记录本上层层划线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、中国人民民主国、中华自由民主共和国……光看就眼花。有人开玩笑：“要是写在信封上，邮差得多加一行。”笑声中，其实透着焦虑。
回想前一年，野战军连战连捷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局势已遇见晨曦。可“新中国叫什么”的问题却迟迟定不下来。早在1948年8月1日，新华社社论就使用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，连口号都喊了几个月。媒体跟进，地下党员在墙上刷标语，用的也是这个称呼。惯性摆在那儿，更改谈何容易。
然而争议点也明显。其一，八个字太长。其二，“民主”与“共和”有重复之嫌。其三，英文译名麻烦，多一个词就多一层解释。外交部门已提前演练电报格式，一旦字数增多，费用直接上涨。看似小事，细算就是成本。
6月17日午后，张治中被请进小会议室。毛主席递给他一张草稿纸，上面排着五六个备选方案。张治中没急着发言，先把纸反过来，默默在心里念了一遍，随后才抬头：“‘共和’本身含‘民主’，再加一次‘民主’显啰嗦，不如删掉两个字，叫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。”话音落地，屋内沉默三秒。
周恩来随即掐指算了算：“七个字，比八个字省事。”董必武轻轻点头。张奚若则补了一句：“简称方便，译名也顺。”毛主席握着铅笔，轻轻在草稿纸上画了圈：“我同意。”决定权威而平静。消息在筹备会场口口相传，半天不到，大多数代表便接受了新称呼。
这事儿听上去像一次灵光乍现，其实背后铺垫颇多。张治中早年在黄埔任教，又经历淞沪会战，深知“决策落地必须让士兵听得懂”。国号如此，政策亦然。他常说：“文件字数能减就减，枪林弹雨里没人有空查字典。”毛主席对这套思路并不陌生，延安整风时就强调白话文。两人认知交集，为当天的“删字”埋下伏笔。
国号定了，简称却再起波澜。起草《共同纲领》的第三小组一度建议延用“中华民国”。周恩来觉得突然废弃恐引情感波动，便请来三十位追随过孙中山的老人。当面征询。一番座谈后，同意弃用旧简称。“新民主”“旧民主”泾渭分明——这句定性，最终写进了会议纪要。
有意思的是，国号之争刚落幕，国旗样式又冒出不同声音。专家方案里，“一星一条黄河”呼声高。毛主席原先也偏向那一案。张治中却在散会时拎着地图去见主席：“红旗切两半，视觉上有裂痕；横杠象征河流的说法，群众未必懂。”毛主席沉吟片刻：“那你到正式座谈会上再讲一遍。”座谈会上，张治中重申观点，傅作义、郭沫若等多人响应。最终，五星红旗被全票通过。
从国号到国旗，张治中最常使用的办法不是铺陈大道理，而是把难点翻译成常识：字多不便，分裂不好。这种“可操作”的语言，恰好契合新政权初创期的务实基调。不得不说，4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在枪火中学会了算经济账。
1954年，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。张治中又递上一份“代表年终视察”的书面建议。刘少奇收到后转给毛主席。毛主席批示：“可行。”隔年，各级人大代表分批下乡、进厂。视察制度自此常态化。参会人后来回忆：“张将军字写得不多，句句皆用。”
表面看，他只是在“挑刺”或“删字”，实则体现一种思维方式：复杂局面里先抓主干，剩余枝节随时间慢慢修剪。对军人出身的他来说，这比漂亮文辞更重要。毛主席欣赏这种简约的力量，多次评价张治中“专做好事”。
再说回1949年9月的开国大典彩排。天安门城楼上，工作人员用红漆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”十六个大字描好。犹豫不决的书法师傅偷偷问张治中：“字会不会再改？”张治中拍了拍栏杆：“放心吧，就这七个字，谁也别多添。”三天后正式典礼，毛主席宣读《成立宣言》，万人齐呼。国号彻底写进了史册。
时间线再往后走。1951年，治淮视察团筹备，张治中被任命为团长，突发高烧。毛主席闻讯，写信一句“安心休养，以期早愈”，并派江青送去慰问。这些细节显示，两人关系已超越普通的工作伙伴。
1968年，张治中病重，毛主席派人送来东北人参。翌年4月6日，他溘然长逝。周恩来出席告别仪式，并叮嘱：“张先生的小女儿要尽快调回北京。”短短一句，足见对老友家庭的照顾。
综观张治中的多次建议——删两字定国号、取五星定国旗、推视察制度——看似琐碎，却件件关乎形象、成本与执行力。1949年那个夏天，如果没有他一句“删掉‘民主’”，今天挂在联合国会议厅门口铜牌上的国名，可能要长出一厘米。历史没有假设，但偶然里的必然，往往来自某个当事人简明而清醒的判断。张治中恰好就是这样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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